第1033章 红围巾的冬天（2/2）
“田颖，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的朋友。”
“别肉麻了。”
“真的。你知道吗，如果去年没有你，我可能真的就辞职了，然后就回安城了，然后就随便找个人嫁了，然后就——”
“别然后了，”我打断她，“没有如果。你现在好好的，就够了。”
“嗯。”她回了一个字，然后又发了一条，“明年这个时候，我要考过bA的第一门课。”
“我记住了。”
“你记住了，我就必须做到了。”她发了一个坏笑的表情。
我笑了笑，关了手机，翻了个身，睡了。
春节后，李恬从安城回来了。
她带了一大包安城的特产，什么腊肉、香肠、红薯粉条，塞了我满满一冰箱。
“我妈非要我带这么多，”她一边往冰箱里塞一边说，“我说你一个人吃不了这么多，她说那就慢慢吃。”
“阿姨身体怎么样？”
“还行，就是老毛病，血压高。”她关上冰箱门，叹了口气，“她其实挺想我的，但不好意思说。走的时候在门口站了好久，我车都开出去老远了，回头看她还站在那儿。”
“那你多回去看看她。”
“嗯。”她点头，“今年五一我回去。”
她坐在沙发上，掏出手机翻了一会儿，突然说：“田颖，张建国又给我发消息了。”
我的眉头皱起来：“又发了？”
“嗯，春节发的。他说他相亲了，找了个比他小八岁的姑娘，说那个姑娘很懂事、很温柔、很会照顾人。”她抬起头看着我，嘴角带着一丝笑，“你说他这是什么意思？炫耀？还是想让我吃醋？”
“你吃醋了吗？”
“没有。”她摇头，很坚决，“我就是觉得好笑。他说那个姑娘‘懂事’——你知道吗，‘懂事’这两个字，现在对我来说，就是一个雷。谁跟我说这两个字，我就觉得他在骂我。”
“那你回他了吗？”
“回了。”她把手机翻过来给我看。
屏幕上只有一行字——
“祝你们幸福。”
“就这样？”
“就这样。”她把手机收起来，“有些话，多说一个字都是浪费。”
我看着她的侧脸，突然觉得她跟去年那个坐在我家门口、冻得嘴唇发紫的李恬不一样了。不是外表变了，是眼睛里有了东西。去年她的眼睛是散的，像一汪没有岸的水，东流西淌。现在她的眼睛是聚的，像一盏灯，有了方向。
“走吧，”她站起来，“请你吃火锅。”
“又吃火锅？”
“对，我要把去年没吃的那份补回来。”
我们去了那家重庆火锅店，还是那个位置，还是那个鸳鸯锅。李恬涮了一片毛肚，放进嘴里，嚼了两下，突然说：“田颖，我想跟你说一件事。”
“什么事？”
“我报了一个bA的考前辅导班，下周末开始上课。”
“这么快？”
“嗯，我想过了。”她放下筷子，“我不想再等了。我等了太久了。等一个人来爱我，等一个人来给我一个家，等一个人来告诉我‘你很好’。我现在不想等了，我自己给自己。”
我看着她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。不是高兴，不是感动，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——像一个看着孩子学走路的大人，看着她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迈出第一步，心里又担心又骄傲。
“那你的cpA呢？”
“继续考啊。”她笑了，“我又不是只能做一件事。cpA、bA、瑜伽、烘焙，我都要。我要把我的时间填满，填到没有地方放那些乱七八糟的人和事。”
“你不怕累吗？”
“累？”她想了想，“累比疼好。”
我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
“说得好。累比疼好。”
我们碰了一下杯，这次是酸梅汤，不是酒。
三月的江城，春天来得迟，但终于来了。
李恬的bA辅导班开始了，每周六全天上课。她每天早上七点出门，坐一个小时的地铁去上课，下午五点多才回来。回来之后还要看书、做题，经常熬到十一二点。
“你现在比我上班还忙。”我跟她开玩笑。
“可不是嘛，”她在电话那头打哈欠，“但我觉得挺充实的。你知道吗，上课的时候我旁边坐了个小姑娘，才二十四，刚工作两年，问我‘姐姐你为什么要考bA’。我说‘因为我想进步’，她说‘你好励志啊’。”
“然后呢？”
“然后我就觉得，我好像也没那么老。”她笑了，“田颖，你知道吗，我以前总觉得三十多岁是个坎，过了这个坎就什么都晚了。但现在我不这么想了。三十多岁怎么了？三十多岁还有好几十年呢，够我做好多事了。”
“你想做什么事？”
“我想——”她想了想，“我想当财务总监。不是我们公司的那种，是那种能说得上话的、能参与决策的。我想让那些说‘女人就该在家待着’的人看看，女人也可以在职场里站得很高。”
“那你得加油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她的声音很坚定，“我会的。”
四月的一个周末，李恬约我去逛街。
我们在商场里逛了一圈，她买了两条裙子、一双鞋、一套护肤品。逛累了，坐在咖啡厅里喝咖啡。
“田颖，我最近在想一件事。”她搅着杯子里的拿铁。
“什么事？”
“我在想，我是不是应该搬家？”
“搬家？为什么？”
“因为我们小区离张建国太近了。”她抬起头看着我，“我上个月在超市碰见他了，跟那个比他小八岁的姑娘。两个人推着购物车，有说有笑的。我当时没什么感觉，就是觉得有点尴尬。但后来我想了想，我不能老是这样，万一哪天又在小区门口碰见了呢？多膈应。”
“你想搬哪儿去？”
“我想搬到公司附近，这样上下班也方便，不用每天坐四十分钟地铁。”
“房租呢？”
“我算过了，跟我现在的房租差不多。就是我那房子还没到期，得转租出去。”
“你想好了？”
“想好了。”她点头，“我想换个环境。不是逃避，就是想重新开始。一个没有张建国的痕迹的地方。你知道的，我们那个小区，到处都是他的影子——超市、水果店、米粉店、那条他每次送我回家的路。我不想每次走那些路的时候，脑子里都是他。”
“那就搬。”我说。
“你不觉得我太较真了吗？”
“不觉得。”我摇头，“你觉得需要，就去做。”
她看着我，笑了。
“田颖，你这个人，最大的优点就是不拦我。”
“那是因为我知道，拦也拦不住。”
她哈哈大笑，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。
五月初，李恬搬了家。
新房子在城东，离她公司走路只要十分钟。一居室，不大，但收拾得很干净。阳台上摆了两盆绿萝，客厅的墙上挂了一幅她自己画的画——一片海，很蓝的海，海面上有一艘小船。
“我画的，”她指着那幅画，有点不好意思，“画得不好，但我想挂上。”
“挺好的。”我说，“为什么画海？”
“因为我没见过海。”她歪着头，“我打算今年夏天去一趟海边。一个人去。”
“一个人？”
“嗯，一个人。”她点头，“我想试试一个人旅行是什么感觉。”
“你不怕孤单吗？”
“怕。”她老实地说，“但我更怕一辈子都不敢一个人。”
我看着她，突然觉得她变了。不是一天变的，是一点一点变的，像一棵树，在你看不见的地方，慢慢地长出了新枝。
“去吧，”我说，“去了给我发照片。”
“好。”她笑得眉眼弯弯，“我给你寄明信片。”
六月，李恬的bA辅导班结束了第一阶段的课程。她考了一次模拟测试，成绩在班里排中上。
“老师说我能考上，”她兴奋地跟我说，“只要我再加把劲。”
“那就加把劲。”
“嗯，我准备报第二阶段的强化班。”她顿了顿，“就是学费有点贵。”
“多少钱？”
“两万八。”
我愣了一下：“这么贵？”
“嗯，但我觉得值得。”她的声音很坚定，“田颖，我想过了，这可能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正儿八经地学习了。我不想留遗憾。”
“那你就报。钱的事，不够的话我这儿有。”
“不用，我自己攒了。”她笑了，“我又不是那种需要别人养的人。”
我也笑了。
七月，江城的夏天热得像火炉。李恬的加班少了，但学习的时间更长了。她每天下班后去图书馆看书，看到九点多才回家。周末上一整天课，回来还要做作业。
“我觉得我回到了高三。”她发了一条朋友圈，配图是堆满书的书桌。
拼了。我注意到有一条评论，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发的，只有两个字——
“保重。”
李恬回了一个笑脸。
后来我才知道，那个评论是张建国发的。
“他又加你微信了？”我问她。
“没有，我们之前没删。我一直没删他。”李恬的语气很平静，“我觉得没必要删。删了显得我还放不下似的。”
“那他为什么给你评论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她耸了耸肩，“可能刷到了吧。我管他呢，我过我的日子。”
“你不觉得膈应？”
“一开始有点，”她说，“但后来想想，他爱评论就评论呗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又不是为他活的。”
我看着她的表情，确认她是真的不在意了，才放下心来。
八月，发生了一件事。
那天晚上，我正在家里看电视，李恬突然给我打电话。她的声音很急，带着哭腔。
“田颖，我爸住院了。”
“什么？”
“心脏病，突发。”她的声音在发抖，“我妈刚给我打电话，说现在在抢救。”
“你别急，你现在在哪儿？”
“我在家。我现在就往车站赶。”
“你等一下，我送你。”
我挂了电话，抓起车钥匙就往外跑。到楼下的时候，李恬已经在小区门口等着了，手里拎着一个包，眼睛红红的。
“走，我送你去车站。”
“谢谢你，田颖。”她的声音在发抖。
“别说话了，走。”
我开车送她去车站，一路上她一句话都没说，只是攥着手机，手指在屏幕上划来划去，像是在查什么，又像是在等什么。
到了车站，我帮她买了最近的一班车票。检票的时候，她回头看了我一眼，眼泪终于掉下来了。
“田颖，我爸会不会——”
“不会的。”我握住她的手，“你爸身体那么好，一定会没事的。”
她点了点头，转身进了站。
我在车站站了很久，看着她消失在人群中。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，李恬其实比我想象的要坚强。她可以在感情里哭，可以在生活里哭，但在大事面前，她从来不哭。
第二天早上，李恬给我发了一条消息——
“我爸脱离危险了。做了支架手术，医生说恢复得好的话，过两周就能出院。”
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回了一条：“太好了。你好好照顾他，别急着回来。”
“嗯。”她回了一个字，然后又发了一条，“田颖，你知道吗，我爸醒过来之后，第一句话是——‘恬恬，你别担心，爸没事。’第二句话是——‘你别一个人扛着，找个好的人，陪你一起。’”
我的鼻子酸了。
“你怎么说的？”
“我说——‘爸，我自己能扛。’”她发了一个笑脸，“然后我爸就笑了，说‘跟你妈一个样’。”
我看着屏幕，突然觉得眼睛有点热。
八月底，李恬从安城回来了。
她瘦了一圈，但精神还好。她说她爸恢复得不错，已经能下床走动了。她妈的身体也比之前好了一些，大概是看到老伴没事，心里的石头落了地。
“田颖，我想跟你说一件事。”她坐在我家沙发上，抱着一个抱枕。
“什么事？”
“我想把安城的房子卖了。”
“什么？”
“我妈身体不好，我爸刚做了手术，我不想让他们在安城待着了。”她的表情很认真，“我想在江城买套房子，把他们接过来。这样我能照顾他们，他们也离我近一点。”
“你想好了？”
“想好了。”她点头，“安城的房子不大，卖了也不值多少钱，但在江城付个首付应该够了。剩下的我慢慢还。”
“那你自己的房子呢？”
“我现在的房子是租的，我打算退了。”她顿了顿，“我想买一套两居室的，够我们三个人住就行。”
“贷款你一个人扛？”
“嗯，我现在工资虽然不高，但加上年底奖金，应该能撑得住。等我bA考上了，出来换个工作，工资肯定比现在高。”
“你计划得倒挺远。”
“当然，”她笑了，“我可不是那个只会谈恋爱的小姑娘了。”
我看着她，突然觉得她真的长大了。不是年龄上的长大，是那种从骨子里长出来的成熟。
“行，”我说，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跟我说。”
“放心吧，”她拍了拍我的肩膀，“我不会跟你客气的。”
九月，李恬开始看房子。
每个周末，她都约中介去看房，城东、城南、城西，看了十几套，不是太贵就是太旧，要么就是离医院太远。
“我看了这么多套，就没一套合适的。”她在电话里叹气。
“别急，慢慢看。”
“我知道，但我爸下个月就出院了，我想在他出院之前把房子定下来。”
“那你也别急，买房子是大事，不能凑合。”
“嗯，你说得对。”
又过了一周，她终于看中了一套。城南的一个老小区，两居室，七十多平，总价不高，离她公司坐公交半小时，离三甲医院走路十五分钟。房子有点旧，但采光好，朝南，阳台上能晒到太阳。
“就是它了。”她站在阳台上，张开双臂，“我爸可以在阳台上晒太阳，我妈可以在楼下的小花园里遛弯。”
“那就买。”
“嗯。”她转过身，看着我，眼睛亮亮的，“田颖，我要有自己的家了。”
“不是自己的家，”我纠正她，“是你们的家。你、你爸、你妈。”
她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
“对，是‘我们’的家。”
十月初，李恬签了购房合同。
首付四十万，她把安城的房子卖了三十五万，又添了五万块积蓄。贷款八十万，二十年，每月还五千多。
“我现在是标准的房奴了。”她笑着说，但笑里带着一种踏实。
“感觉怎么样？”
“感觉——”她想了想，“感觉我终于在做一件对的事了。”
“什么是对的？”
“为自己活，为家人活。”她的声音很轻，“不是为别人活。”
我看着她，心里突然涌上一种说不清的情绪。不是感动，是一种更深的、更沉的东西——像一个人站在岸边，看着另一个人从水里爬出来，浑身湿透，但终于踩到了地面。
“李恬，”我说，“你变了。”
“是吗？”她歪着头，“哪儿变了？”
“你以前说话的时候，总是在问别人‘对不对’‘好不好’。现在你不问了。”
她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
“你不说，我自己都没发现。”
“因为你现在不需要别人告诉你答案了。”
她看着我，眼眶红了，但没哭。
“田颖，你知道吗，你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人之一。”
“别煽情了。”我笑着推了她一下。
“真的。”她握住我的手，“如果没有你，我不知道我现在在哪儿。可能还在跟张建国纠缠，可能已经辞职回了安城，可能——”
“没有可能。”我打断她，“你在哪儿，都是你自己选的。我只是在旁边喊了一嗓子。”
她笑了，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
十一月，李恬的爸爸出院了。
李恬回安城把他和妈妈接了过来。李叔叔瘦了很多，但精神还好，说话声音还是那么洪亮。李阿姨比我想象中年轻，头发有点白，但笑起来跟李恬一样有酒窝。
他们来江城的那天，李恬让我去她家吃饭。新家收拾得很干净，客厅里摆了一束百合花，阳台上挂着一串风铃。
“田颖，这是我爸，我妈。”李恬给他们介绍我，“这就是我常跟你们说的田颖，我最好的朋友。”
“田颖啊，”李阿姨拉着我的手，“恬恬老跟我说你，说你对可好了。谢谢你啊，谢谢你照顾她。”
“阿姨您别客气，我跟李恬是朋友，应该的。”
李叔叔坐在沙发上，看着我，点了点头：“好孩子。”
那顿饭吃了很久。李阿姨做了满满一桌子菜，红烧鱼、糖醋排骨、清炒时蔬、酸辣汤。李恬给她爸夹菜、给她妈盛汤，忙前忙后的，像一只忙碌的小蜜蜂。
吃完饭，李恬送我到楼下。十一月的江城，又冷了，风里已经有了冬天的味道。
“田颖，”她站在单元门口，裹着那条红围巾，“谢谢你。”
“你今天说了好多遍了。”
“但我还是要说。”她看着我，眼睛亮亮的，“谢谢你陪我走过那段路。”
“哪段路？”
“就是从笼子里飞出来的那段路。”
我笑了：“那不是你自己飞出来的吗？”
“我自己飞不出来。”她摇头，“没有你，我可能连笼子的门都找不到。”
“那现在呢？”
“现在——”她抬起头，看着天上的月亮，“现在我知道门在哪儿了。以后不管再进什么笼子，我都能自己出来。”
“你还会再进笼子吗？”
“不会了。”她摇头，很坚决，“我再也不会进任何人的笼子了。我要自己造一个房子，想开窗就开窗，想关门就关门。”
我看着她的侧脸，月光落在她的红围巾上，红和白，暖与冷，像一幅画。
“回去吧，”我说，“外面冷。”
“嗯。”她点头，“你也早点回去。”
我转身走了几步，她突然叫住我。
“田颖！”
“嗯？”
“你说，明年这个时候，我会不会已经考上bA了？”
“会的。”
“你怎么这么肯定？”
“因为你值得。”
她站在月光下，裹着红围巾，笑得很用力，酒窝很深。
我转过身，往前走，风从后面吹过来，凉飕飕的。但我的脖子很暖——我也围着一条红围巾，跟她那条一样的，针脚歪歪扭扭的，但很暖。
十二月的江城，又下雪了。
今年的雪比去年大，铺天盖地的，像有人在天空撒棉花。李恬给我发了一条消息——
“田颖，下雪了！出来看雪！”
我裹着棉袄下楼，看见她站在小区的花园里，仰着头，雪花落在她的脸上、头发上、红围巾上。
“好看吗？”她张开双臂，在原地转了一圈。
“好看。”
“你知道吗，去年的这个时候，我还在想张建国。想他为什么不回我消息，想他是不是生气了，想我是不是又做错了什么。”她停下脚步，看着我，“今年我什么都不想了。我只想看雪。”
“那就看。”
她笑了，伸手接住一片雪花，看着它在掌心慢慢融化。
“田颖，你说，人是不是一定要经历一些不好的事，才能变成更好的人？”
“不一定。”我说，“但如果你已经经历了，就别让那些事白经历。”
“我没让它们白经历。”她把手缩回口袋里，“你知道吗，我现在回想起来，其实我应该感谢张建国。”
“感谢他？”
“嗯，感谢他让我知道，有些人的‘好’，是带引号的。”她歪着头，“也感谢他让我知道，我想要的到底是什么。”
“你想要什么？”
“我想要——”她想了想，“我想要一个把我当人看的人。不是附属品，不是战利品，不是别人眼中的‘好女人’。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，有脾气、有想法、有自己的路要走的人。”
“会遇到的。”
“我也觉得。”她笑了，“但不急。我现在先把自己过好。”
我们站在雪地里，站了很久。雪越下越大，地上已经积了厚厚一层白。
“走吧，”她说，“请你吃火锅。”
“又吃火锅？”
“对，这是我们的传统。”她挽着我的胳膊，“每年下雪的时候，就要吃火锅。”
“什么时候有的传统？”
“现在有的。”她笑得眉眼弯弯。
我们踩着雪，一步一步地往前走。身后留下一串脚印，深深浅浅的，像一段一段的路。
火锅店里热气腾腾的，红汤在锅里翻滚着，白汤冒着细细的泡。李恬涮了一片毛肚，放进嘴里，嚼了两下，突然说——
“田颖，你知道吗，我现在觉得，单身其实挺好的。”
“怎么突然说这个？”
“因为我终于有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了。”她掰着手指头数，“学习、健身、烘焙、看展、旅行——我有好多事想做，根本没时间谈恋爱。”
“那就不谈。”
“嗯，不谈。”她点头，“等我bA考上了，换了工作，买了房子，稳定下来了，再说。”
“那时候你就三十四了。”
“三十四怎么了？”她瞪了我一眼，“三十四就不能谈恋爱了？”
“能能能。”我笑着摆手。
“再说了，”她夹了一片牛肉放进锅里，“三十四岁的我，肯定比现在的我更好。到时候追我的人，排着队呢。”
“你想得美。”
“那是。”她得意地扬了扬下巴。
我们笑了，笑得很开心。
吃完火锅，我们走出店门，雪已经停了。地上铺着白白的雪，路灯照在上面，亮晶晶的，像铺了一层碎银子。
“田颖，”李恬突然说，“我明年一定要去一趟海边。”
“去吧。”
“你要不要一起去？”
我想了想：“看情况吧。”
“什么叫看情况？你就说去不去。”
“去去去。”我笑了。
“那就这么说定了。”她伸出手，“拉钩。”
“多大了还拉钩？”
“拉不拉？”
我伸出手，跟她拉了一下。她的手很暖，像她的红围巾一样暖。
“一百年不许变。”她说。
“好，一百年不许变。”
她笑了，酒窝很深，眼睛很亮，像两颗星星。
我们并肩走在回家的路上，雪在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。风不大，但冷，我把脸缩进围巾里，只露出两只眼睛。
“田颖。”
“嗯？”
“明年这个时候，我们再来吃火锅。”
“好。”
“后年也来。”
“好。”
“大后年也来。”
“好。”
“每年都来。”
“好。”
她笑了，笑得很轻，像雪花落在窗台上。
我走在她的旁边，看着她的红围巾在风里飘，像一团火，在白色的冬天里，烧得热烈。
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，这个冬天，好像也没那么冷。
后来的日子，李恬真的做到了她说的每一件事。
她考上了bA，笔试成绩超出分数线二十多分。面试那天，她穿了一件白衬衫，扎了一个马尾辫，站在考场外面，深吸了一口气，然后推门走了进去。
出来的时候，她给我发了一条消息——
“我觉得还行。”
“那就肯定行。”我回。
成绩出来的那天，她请我吃了一顿大餐。不是火锅，是一家西餐厅，有牛排、有红酒、有蜡烛。她坐在对面，举起酒杯，说——
“田颖，敬你。”
“敬我什么？”
“敬你陪我走过最黑的那段路。”
“那段路不黑，”我碰了一下她的杯子，“你的红围巾亮着呢。”
她笑了，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
她换了工作，去了一家规模更大的公司做财务经理。工资翻了一倍，办公室在三十二楼，窗外能看到整个江城的天际线。
入职那天，她给我发了一张自拍——站在落地窗前，穿着职业装，头发盘起来，耳朵上戴着一对小小的珍珠耳环。她笑得很自信，眼睛里有光。
“田颖，你看，我现在能看到整个城市了。”
“好看吗？”
“好看。”她说，“但最好看的，是我自己。”
我笑了，笑得眼眶都热了。
她在新公司干得很好，老板赏识她，同事喜欢她，下属服她。她说她现在说话的时候，没有人会打断她，没有人会说“你一个女人懂什么”。她说她终于站在了一个可以说话的地方。
她买了车，一辆小小的白色轿车。她说以后可以开车带她爸妈去郊游，去爬山，去看花。她说她妈腿脚不好，不能走太远的路，但坐车还行。她说她爸喜欢钓鱼，她准备买一套渔具，周末带他去江边。
她真的去了海边。
那年夏天，她请了五天假，一个人坐火车去了厦门。住在曾厝垵的一家小民宿里，每天早上去海边跑步，下午去鼓浪屿闲逛，晚上在沙滩上坐着听海浪。
她给我寄了一张明信片，上面写着——
“田颖，我终于看到海了。很大，很蓝，很自由。你也要来看看。”
明信片的背面，是她站在海边的照片，穿着一条白裙子，头发被风吹起来，红围巾系在手腕上。
我把它贴在冰箱上，每次打开冰箱都能看到。
她没有再谈恋爱。不是不想，是没遇到合适的。她说她现在看人的眼光变了，不再看谁对她好，而是看谁把她当人看。
“你知道吗，田颖，”有一次她跟我说，“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一件事。”
“什么事？”
“以前我觉得，爱情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好。现在我觉得，爱情是两个人互相看见。”
“看见？”
“嗯，看见对方的优点、缺点、脆弱、坚强。不是把自己想象中的人设套在对方身上，而是看见对方真实的样子。然后说——‘我看见你了，我接受你，我尊重你。’”
“那你的那个人呢？”
“还没出现呢。”她笑了，“但我不急。我可以等。等他出现的时候，我已经是最好的我了。”
我看着她的笑容，突然觉得，她真的变了。不是变老了，是变亮了。像一盏灯，以前被什么东西罩着，光透不出来。现在罩子拿掉了，光很亮，很暖，能照亮自己，也能照亮别人。
张建国后来怎么样了，我不知道。李恬没再提过，我也没问过。偶尔听别人说起，说他跟那个比他小八岁的姑娘结了婚，生了个儿子。说他还是那样，在朋友圈里晒好男人的人设，晒老婆做的饭、晒儿子的照片、晒一家人出去玩的视频。
“他过得挺好的。”有一次吃饭的时候，李恬突然说了这么一句。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“刷朋友圈看到的。”她的语气很平静，“他没删我，我也没删他。有时候刷到了，就看看。没什么感觉了。”
“真的没感觉了？”
“真的。”她夹了一块红烧肉放进嘴里，“你知道吗，我现在看他的朋友圈，就像看一个陌生人的生活。跟我没关系了。”
“你不恨他？”
“恨？”她想了想，“不恨了。恨太累了，我不想把精力花在那上面。”
“那你感谢他吗？”
“感谢？”她又想了想，“也不感谢。他给我的那些伤害是真的，我不能假装没发生过。但我不恨了，这就够了。”
她看着我，笑了。
“田颖，你知道吗，我现在最大的愿望，不是找到一个爱我的男人，是让我爸妈身体健康，让我工作顺利，让我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。”
“就这些？”
“就这些。”她点头，“我觉得这些就够了。”
“你不觉得这些太平淡了吗？”
“平淡不好吗？”她歪着头，“我以前追求的那些轰轰烈烈的东西，最后都把我伤得很深。现在我觉得，平淡才是真的。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，就是最大的幸福。”
我看着她，突然觉得她老了。不是老了，是成熟了。像一颗果子，经过风吹雨打，终于熟了，甜了，有自己的味道了。
那天晚上，我回到家，站在镜子前，看着自己。三十二岁的田颖，行政主管，单身，住在一个不大的房子里，每天上班下班，偶尔跟朋友吃顿饭、逛个街。
我突然想起二十五岁那年的自己，那个站在镜子前、认不出自己的女孩。那时候的我，跟李恬一样，也在一个不值得的人身边，把自己活丢了。
后来我把自己找回来了。花了好几年，一点一点的，像捡碎掉的镜子，一片一片地拼回去。
现在镜子拼好了，虽然上面还有裂纹，但能照见人了。能照见我的脸、我的眼睛、我的笑容。
我对着镜子笑了一下，镜子里的人也对我笑了一下。
“田颖，”我对自己说，“你挺好的。”
镜子里的我点了点头，好像在说——
“嗯，挺好的。”
那年的除夕夜，李恬给我发了一条很长的消息。
“田颖，新年快乐。谢谢你陪我走过这两年。这两年我经历了很多，好的坏的都有，但回头看看，好像也没那么糟。我学会了织围巾、学会了做红烧鱼、学会了一个人旅行。我考上了bA、换了工作、买了房子、把爸妈接到了身边。我做了好多以前不敢想的事。但最让我开心的，是我学会了爱自己。以前我觉得，爱自己是一件很自私的事。现在我不这么想了。爱自己不是自私，是自爱。只有自爱的人，才能真的爱别人。所以，新的一年，我要继续爱自己。也要继续爱你。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之一，这句话我再说一遍。好了，不煽情了。新年快乐，明年见。”
我看完这条消息，鼻子酸了，但没哭。
我回了一条——
“新年快乐。明年见。”
窗外的烟花在天空炸开，红的、绿的、紫的，像一朵一朵的花。我站在窗前，裹着那条红围巾，看着烟花一朵一朵地开，一朵一朵地谢。
红围巾很暖。真的很暖。
后来有人问我，什么是爱情？什么是友情？什么是成长？
我说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，有一个叫李恬的女人，她离过婚，谈过一次失败的恋爱，被一个叫张建国的男人伤过。她在寒冷的冬夜坐在我家门口，冻得嘴唇发紫。她在火锅店里撕碎了一张照片，用打火机点着了。她在雪地里张开双臂，说“今年我什么都不想了，我只想看雪”。
她用了两年的时间，从一个害怕一个人的人，变成了一个能一个人去看海的人。
她用了两年的时间，从一个活在别人眼光里的人，变成了一个活给自己看的人。
她用了两年的时间，从一个笼子里飞出来，找到了自己的天空。
而我，田颖，一个普通的公司主管，只是站在旁边，看着她飞。
不是我在帮她飞，是她自己长出了翅膀。
我只是在她快要落地的时候，喊了一声——
“别怕，你行的。”
然后她就真的行了。
三月的江城，春天终于来了。
李恬在我家阳台上种了一盆栀子花，说等开了花送给我。她说栀子花的花语是“永恒的爱”。
“你相信永恒吗？”她问我。
“不信。”我说。
“我也不信。”她笑了，“但我觉得，有些东西可以很长。比如——”
“比如什么？”
“比如我们的友情。”
我看着她的笑容，突然觉得，春天真的来了。
窗外，阳光正好，风很轻，天很蓝。
李恬站在阳台上，裹着那条红围巾，对着阳光伸了个懒腰。
“田颖，”她说，“今天天气真好。”
“嗯，真好。”
“我们去公园走走吧。”
“好。”
她转过身，看着我，笑了。
酒窝很深，眼睛很亮。
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，这条红围巾，应该能围很久很久。